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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7月底，贺龙率军“东征讨蒋”，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不知去向。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元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从小就是受苦人，成年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王琳回忆在上海霞飞路这段生活时说：
“1927年冬、他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一栋四层楼上。那时，上海反动派到处贴有贺龙的照片，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但是，贺龙沉着镇定，若无其事，说：‘他（指反动派）来我走，他走我来’。他还告诉我，嘴巴要紧点，眼睛放尖点，胆子要大点。他叫我不要怕。说上海拉黄包车的、当条房的都有我们的人。他比划着说，好比一个碗，一只手端过来，几双手都过来了。在上海，他叫我去看电影，进馆子吃饭，照相馆照相，装得阔一点，我都不敢去。他笑我象三请樊梨花，都不肯出寨。”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了桑植，后在家乡病故。王琳、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弄得几乎没有饭吃。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夭折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王琳被释放出狱，隐名埋姓，流落上海，后来，她也返回了桑植故里。晚年，定居成都。十年动乱中，有人企图利用这位经历坎坷的王琳。对她百般威胁，让其诬陷贺龙。但她坚持说：“在我和贺龙相处的日子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她的品德，令人钦佩。
到上海不久，贺龙便见到了周恩来。
劫后余生，老友重逢，彼此都无限感慨，贺龙拉着周恩来的手说：
“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微微一笑，说：“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说：“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贺龙是在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的。
前委决定起义军退出南昌之后，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19日，到达广昌。22日，贺龙率二十军为右纵队由广昌出发南进。国民党军第11路军总指挥钱大钩指挥两个师各一部到达壬田，阻止起义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站率领两个师也从赣州兼程赶到，企图围歼起义军。26日，贺龙乘钱大钩立足未稳，集中二十军全部人马，猛攻其新编二十师，迫敌退向会昌。朱德率二十军教导团追至瑞金以南五十公里处，重创敌人。起义军占领瑞金。
从广昌到瑞金途中，党的前敌委员会慎重地讨论了高级将领的入党问题，他们是贺龙、郭沫若及革命委员会成员彭泽湘。这些人早已多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历过长时间的考验，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参加的有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廖乾吾、恽代英。周恩来讲话说：
“组织上对贺龙同志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信得过的。”
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都讲了话，表示祝贺。
关于这次入党仪式，张国焘说，是由他主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龙则誓言愿—一遵守，做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浑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欢迎的意见。”
贺龙自己说：“周总理还讲了话，廖乾香、张国焘也参加了。”
关于贺龙的入党时间，现存有几种说法：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中说：“贺龙于攻克会昌后在瑞金入党”；《周思来年谱》中记载为9月初；贺龙自传及1938年11月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中写的是“攻克瑞金后入党”。据查，起义军8月27日攻克瑞金，8月30目占领会昌，9月2日，先头部队离开会昌向长汀进发，因此，笔者认为。贺龙入党时间应在8月28日至9月2日之间。
在上海泰辰里的谈话中，贺龙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很高兴，嘱咐他好好休息，注意安全，等待党的通知，赴苏学习。
周恩来走了以后，贺龙却安不下心来了。他想，自己从小没有好好学习文化，现在能够看书、写字都是在戎马倥偬中自学的，水平实在有限，要到苏联去喝洋墨水，困难不会少，何况，他的心里有一股不平之气，耿耿而不能释怀。
10月3日，汤坑受挫之后，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贺龙明确表示：“就这样失败了，我也不甘心，我还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去，我要卷土重来。”当时，前委不可能同意他的要求，决定起义部队去潮汕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主要领导人贺龙、叶挺、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离开部队去香港。来到上海后，这种想法仍很强烈。然而，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响往的地方，能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亲眼看看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当着周恩来的面，表了个服从组织安排的态度。事后想来，这个态表得太匆忙一点了，心中这股不平之气一时尚难于平复，他还是想回湘西去“卷土重来”，于是，产生了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想法。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周选群，请他转告周恩来。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同刘伯承一起去苏联，他回答说：
“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输的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败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在泰辰里作了长谈。李维汉告诉贺龙，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工农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会议后，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多次暴动。毛泽东他们在湘赣边界地区举行了秋收起义，还有湖北的公安、监利、酒阳和黄安、麻城，广东的海陆丰等地都举行了起义。这些起义虽都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对唤起工农群众、反击白色恐怖、瓦解农村反动政权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初步建立了一些红色根据地，创建了一批工农武装。坚持下去，革命会由低潮转向高潮的。
在谈到南昌起义情况时，贺龙说，照我看，南昌暴动是正确的，是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但有两个错误：一是用了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是贺龙对南昌起义最早的看法。当时，他并不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看法，但他的意见却是直率而有见地的。
在谈到他想去湘西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要把那里的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将贺龙的谈话向中共中央常委作了汇报。溜秋白听后说：“是不是叫贺龙洞志去湘西于一下呢？”
李维汉说：“我以为可以，先叫他们去湘西试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
常委会后，李维汉又来到贺龙住处。贺龙再次表示不愿去莫斯科，想回湘西。
李维汉问道：“你怎么回得了湘西呢？你现在名声很大，是南昌暴动总指挥，敌人正在悬赏通缉你啊！”
贺龙回答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路、走陆路回湘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还是决定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于11月17日离沪赴苏。
事有凑巧，11月16日，中共有一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得悉“贺龙已潜入上海”，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隐藏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我们这位元帅却未能成行。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再次与贺龙会面，贺龙向他详细叙述了去湘西的想法，并对周恩来说：
“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他、新堤、调关的驻军，大部分是我过去的旧部属。长江两岸土匪虽多，但大多数是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加以争取和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5年就开始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仅，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是方便的，也有成功的希望。”
周恩来点头问道：“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我是有把握的。我叫贺龙，龙归水嘛！”
两人哈哈大笑。
真是好事多磨。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将贺龙的请求提出来请常委讨论。他还详细地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然而，共产国际代表却不赞成。这位“太上皇”担心贺龙“回去变成军阀”。周恩来则明确表示，他同意贺龙的请求，认为派他回湘西，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常委会未作出决定。1月8日，常委会再次开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又提出了贺龙的请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中共中央常委批准了贺龙回湘西组织武装的请求。
周恩来为此特地请贺龙、周逸群吃饭。告诉他们，中央已经同意贺龙的请求，并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还告诉他们，到了汉口，可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取得联系，接头地点是汉口东方旅馆。临走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对他们说：“实在不行，可以直接去找郭亮，地点是谢弄北里十七号。”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带着卢冬生等十余人，乘坐长江轮船离开上海去武汉。徐特立、柳克明末能同行。
这年，贺龙32岁，剃掉了蓄了多年的漂亮的短胡须，穿了一件水獭领的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了一条羊毛宽围巾，还戴上一副茶色水晶眼镜，一副大阔佬的气派。周逸群身着长袍马褂，打扮成一个管帐先生。卢冬生、史庶元、滕树云这些北伐军中当过团长、营长的共产党员也都各自化了装。尽管轮船码头军警密布，他们却大摇大摆地上了船。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