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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前光义来到成都向贺龙报到。前光义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当时是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贺龙调他来担此重任，是看中了他在后勤工作上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经验。
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用牲口，有些地方牲口也不行，得靠人背。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根据贺龙的建议，甘光义组织支援司令部的有关专家、技术人员从被服装具到战士食品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贺龙对军区参谋长李达说：“要大力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的，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被服装具设计出来之后，贺龙都要逐个亲自检查，连衣服缝了多少针，口袋怎么开法，帽子挡寒与否，都—一过问。贺龙对他们说：“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需要。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担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式样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不要穿得窝窝囊囊。服装做得好，战士们爱穿，也爱惜，这实际上是节省了。”
战士的服装试制出来以后，他亲自跑去试穿了一番，感到满意了，这才批准生产。对进藏部队的装具、饮食等，贺龙作了极严格的规定，例如，每人带了些什么，什么质量，每天的食物热量、维生素要保持什么标准，等等。
毛泽东说过：“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话的确是个真理。贺龙的认真，使进藏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既扎实又有效。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各种准备工作便如期完成了。
3月14日，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动员誓师大会，向西藏进军。
进军世界屋脊的确困难重重。
十八军4月份到达西康的甘孜，便被困在那儿了。由于修路进度缓慢，空军的试飞又未成功，先遣队供应困难，发生了粮荒。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斤粮食。到了s月6日，空军试飞空投成功，这给进藏部队带来了喜讯，盼望空军能把他们的给养源源不断地送来。可是，支前司令部的空运大队只有两架飞机，根本无法保证先遣支队的粮食供应。
贺龙心里十分着急。他对邓小平说；“政委同志啊，你说怎么力、啊？”
邓小平笑着说：“老总，你向中央军委去要飞机嘛！”
贺龙点头说：“对，向毛主席伸手去。”
他立即以邓小平和他的名义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一百五十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力量，请中央考虑。
邓小平的办法真灵。毛泽东接到贺龙送来的报告，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以空投进藏物资。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站得高，看得远。在批准购买飞机的同时，4月1日打电报给邓小平、贺龙说，进军西藏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哪里，路就要修到哪里，各种物资也要运到哪里。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邓小平拿着毛泽东打来的电报，对贺龙说：“我的老总，主席让我们修路，不要光靠飞机喽！”
贺龙看了电报也笑了，说：“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怎么办？我只好执行接！”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这是贺龙办事的特点。很快，他便成立了一个康藏公路筑路司令部，调集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的公路。他又指示云南省军区滇西援藏司令部，组织部队和一万七千人的民工，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以便使云南省军区进藏部队迅速开进。
在这位老总的领导下，到这年的1O月份，就修筑公路七百五十公里，真正做到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随着公路的不断延伸，十八军陆续从四川开抵金沙江东岸的巴塘一带。贺龙指示，飞机、汽车、马车齐上阵，将上万吨的物资运到甘孜。
此时，配合十八军行动的云南省军区和青海省军区骑兵支队，已分别到了贡山和玉树。至此，人民解放军已从东、南、北三面接近了进入西藏的门户——昌都。
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要他们派代表前来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但却遭到了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他们一面故意拖延时间，不来北京，一面加紧军事准备，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看到这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忧心仲忡。他是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希望彼此兵戎相见。他向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前往拉萨，晋见达赖喇嘛，做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化干戈为玉帛。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开了个小会，研究格达活佛的请求。他们一致认为，格达活佛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他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深。1936年红军在甘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博巴自治政府时，格达活佛便担任了副主席。如果他能亲自前往拉萨，这对避开帝国主义分子的牵制，建立内地的直接沟通大有好处，对于和平解放西藏是颇为有利的。他们三人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较前增大”，“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联系，才能避开英美的牵制，才有实现可能”，“格达亦可考虑人藏。”中共中央批准了邓、刘、贺的建议，同意格达活佛入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在昌都的西藏当局边使噶伦拉鲁鲁桑旺所软禁，不准格达前往拉萨晋见达赖。
格达活佛对拉鲁鲁桑旺说：“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
拉鲁鲁桑旺死活不答应。格达活佛身陷昌都，后来，竟被外国特务毒死，随员被押往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七个代本的全部人马和三个代本的部分军队，部署到了昌都周围，妄想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人藏。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者，促使其内部的分化，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发起昌都战役。
贺龙、邓小平签署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规定9月中旬发起攻击，争取10月10日前占领昌都。贺龙要求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指挥部队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这就要求你们用两条腿，快速迂回。”
十八军按照这一作战原则，10月6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12日，进占芒康。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贺龙亲自向格桑旺堆赠送礼品，表彰其认清大局之举。解放军迅速逼近景都。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他命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等四个代本及其他武装一千七百余名官兵停止抵抗。昌都战役结束。
贺龙、邓小平立即电示张国华：“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贺龙、邓小平这两位指挥昌都战役的统帅，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昌都战役虽是一次军事行动，但其目的却在于重新打开被西藏地方当局关闭的和谈之门。事实上，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西藏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西藏的企图之后，西藏上层的顽固势力很快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写信给达赖喇嘛，劝说其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的等待和催促，费了一番周拆，西藏当局终于在1951年2月12日，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判。二十三天以后，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的规定，贺龙、邓小平命令十八军政委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干部组成的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先期进藏。十八军主力一万零七百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第一梯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入城式，从此，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西藏和平解放，紧接着就是要修一条通往西藏的公路。有了公路才能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推动西藏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落后，迈向一个新时代。在向西藏进军时，毛泽东告诉贺龙、邓小平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前不久，他又题词说：“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修筑康藏公路，成为摆在贺龙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然而，要在连飞鸟都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一条公路，谈何容易。翻开世界筑路史，大概很难找到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深谷间修筑的公路。贺龙当然懂得这一点。1951年夏，他在重庆召开的筑路会议上说：
“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
这一段话，向人们申述了他的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路必须修通，而且只有四年的时间。我们的元帅，真是无所畏惧。
不过，他可不是说大话的莽撞人，做起事来脚踏实地、心细如缕。重庆筑路会议之后，他调来了十八军后方司令员陈明义、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组成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一个当司令员，一个当政治委员，开始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工作。
早在1950年秋，为了进军西藏，人民解放军已经修通了甘孜到昌都的公路，目前要修筑的是昌都至拉萨这一段。这里是藏东高山峡谷区，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布满其间，海拔均在四千米至五千二百米之间。怒江纵贯其间，地形十分复杂，因此，首先要选择一条合理的路线。
从1951年起，贺龙先后派出了六支勘探队在雪山、峡谷、沼泽、丛林中跋涉五千多公里，查明了这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