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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得！”贺龙畅怀大笑，开始调兵遣将，组建体委领导机关。
回到重庆，第一个点的将是张之槐。
此人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跟随贺龙南征北战。现在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一名大权在握的人事干部。1953年，军队正处在酝酿实行军衔制，这对军队干部是颇具吸引力的。张之槐不愿意在授军衔之前转业到地方上去。
贺龙知道后，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长安街的一个体育场，每天晚上，那里的灯光球场里都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挤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运动，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同志，我们现在要管天下。管天下，各行各业都要去搞嘛！体育，是一条重要的战线，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一行的专家，你不去干，叫谁干？”
张之槐说：“在部队工作也一样重要。”
贺龙严肃地说：“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去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张之瑰，听我说，你可别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不通，我们来开个支部大会，辩论辩论。你可以讲不去的理由，如果把大家说服了，我也不勉强你；如果你说不服大家，就非去不可。好了，三天后，我听你的回答。”
这位老总好厉害。这一夜，张之愧无法入眠。贺龙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怎么能到支部大会上去申述不去的缘由呢？他是共产党员呀，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嘛！
第二天，他就去找贺龙。
贺龙问他：“张之槐，想得怎样了？三天还没到呢！”
“老总，想通了，我同意去。”张之槐这回很干脆。
贺龙听了很高兴。他说：“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你想，洋人都笑我们是‘东亚病夫’啊！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定要摘掉这顶帽子。可是，谁来摘呀2搞体育的人来搞，我们大家来摘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总理、小平推荐我当体委主任，我还真想当这个主任呢！说实后，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并不那么简单。你想通了，很好嘛，快去北京报到吧！”
除了张之瑰，贺龙又调来了正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兵团政委的张联华，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长的朱德宝。他们一个曾经是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队员，一个是抗日时期，由东北籍干部组成的东北干部篮球队队员。他们三人是一同到未英胡同找荣高棠报到的。张之槐当了体委干部训练司副司长，张联华担任体委国际联络司副司长，朱德宝是体委运动竞赛司副司长。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0月，贺龙携家带口，乘民众轮顺江而下，取道武汉，到北京赴任。
和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张非垢、张彩珍等人。他们都是西南局的干部。大区撤消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去工作的。贺龙是个有心人。他打听了一下，他们都是去中央各部门的，可是，没有一个是去体委的。他想，他们在西南同我共事多年，比较了解，都是一些很有才干的人，应当把他们拦到体委去。于是，在长江轮船上，在火车上，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攻势”。
他首先看中了蔡树藩。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二九师的政治部主任。在西南，担任中共西南局委员、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长。现在，他要去国务院当内务部副部长。贺龙与他在西南共事五年，很了解他的为人。蔡树藩一直很折服贺龙独特的勉力，觉得与贺龙合作乃人生一大快事，因此，愉快地答应了。他对贺龙说；“老总，光我同意怕不行，你要通过邓政委那一关哟。”
贺龙说：“要得！一到北京，我就去找他。”
贺龙开了口，邓小平能不同意吗？蔡树藩被委任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第二位是女将王凌。这位西南局的女干部，原是去地质部工作的。在轮船上，被贺龙游说到了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
武岳松，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也被贺龙拉到体委当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
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是位能动笔杆子的才子。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这样的“秀才”，没有“秀才”，体委也无法开张。他在火车上向张非垢展开了“攻势”。张非垢难却这位老总的盛情，点头同意了，后来当了国家体委秘书长。贺龙又让他把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女干部张彩珍也拉到体委来。
张非垢对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你也进这个武庙吧！”
张彩珍真的跟着来到了体委。
对此，贺龙井不觉得满足。他历来的作风是不等不靠，一切自己动手。那时，体育运动在人们眼里可不象今天这样，被人们狂热地迷恋着，他们最多不过把体育当成一种调剂生活的业余活动而已，从来没有把体育当作“正经事”，所以，谁也不想来搞体育。自己不想办法，单纯依靠组织部门；国务院批准体委配备的二百三十二名干部何时才能配齐？
一到北京，他便亲自动手了。
体委缺一名副主任，他亲笔下书，邀请起义将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前来共事。卢汉不敢怠慢，欣然从命。
他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组织部长路金栋请到自己家中，对他们说：“体委刚刚成立，需要加强。我们做的也是青年人的工作，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支持。耀邦呀，这也是你的事哟。从你那里调点人，你给哪一些呀！”
胡耀邦当过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贺龙挥兵入川时的部下。他熟悉这位老总，不给人是无论如何过不了关的，因此，早有准备。他说：“贺总，我们来你这儿之前，已经选了一些人的档案，请你亲自挑吧。”
路金栋赶忙把一包档案放到贺龙面前。
贺龙笑了，说：“感谢你们的支持哟。今天我请客。请你们尝尝刚从新疆运来的最好的哈密瓜。”
他又从西南调来了李梦华，中南调来了陈光，华北要来了曹建纯，西北要来了董念黎。
著名体育专家董守义，解放前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是国内为数不多、很有经验的体育行家，只是年纪大了点。贺龙求才若渴，亲自登门，同他谈搞好新中国体育活动的一些想法，征询他的意见，动员这位老教授“出山”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出力。董守义很受感动，欣然同意，担任了中央体育学院的教授。
有一次，贺龙到体委机关食堂检查，看到伙食不好，便对蔡树藩说：“吃得不行啊！我们在四川的时候就那么几个钱，吃得不错嘛！”
荣高棠说：“体委机关管理工作存在不少问题，现在又没有懂行的人才。”
“把金鉴萍调来。如果你们赞成，我发电报。”贺龙说。
蔡树藩、荣高棠求之不得，合掌称善。
金鉴萍是谁？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在延安联防军司令部搞行政管理，是个管家理财的能手。目前正在重庆。贺龙一封电报打过去，谁敢违命？金鉴萍立即到体委报到，当了体委办公厅副主任。体委的行政管理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
长期在体委工作的荣高棠说：“贺龙同志明确指示我们，要发展体育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忠诚体育事业的干部，要有骨干力量。他亲自做工作，报请中央批准充实健全体委领导班子，调蔡树藩、张非垢同志参加体委工作。他们协助贺龙同志，在发展体育事业上都有过很大贡献，可惜在一九五八年先后去世。贺龙同志还选调了一批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搞过体育工作的同志来充实体委各部门。这些同志调到体委后，贺龙同志亲自找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发扬光荣传统，为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努力奋斗。”
我们的元帅长期领兵打仗，最重视的，其实并非那些军、师机关，而是能动刀动枪的战斗部队。到了体委之后，他还是这个脾气。不过，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形同白纸，他这才先抓领率机关，使他在这张白纸上画起画来，有一些出谋划策的左膀右臂。现在，机关有了，他便把全付精力转移到广揽体育人材上来了。
新中国开创之初，在体育事业上最困难的，就是缺乏人才。各种体育项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屈指可数。不少优秀运动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流落海外。广罗人材，乃当务之急，可是，那时有些领导者，他们最怕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江山，被“几类分子”篡夺，所以，在选用人材上最重出身成份，尤其忌讳有海外关系的人；有些人虽无此想法，却怕担风险，被人指责。这就加大了延揽人材的难度。
我们的元帅却不管这些，选拔人才不拘一格。遇有阻力，常常力排众议，亲自拍板。他的这种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和惊人的胆识，令许多人为之叹服。真的要感谢毛泽东，让这位元帅来统率体育战线，这也是知人善住吧！
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国家体委建立了游泳队，有些人就是不同意游泳运动员徐广斌入队。他们说，涂广斌游泳技术虽然不错，本人表现也好，但他曾随其舅父去过台湾，社会关系复杂，不宜吸收为国家队队员。好家伙，在五十年代，一提起“台湾”两字，那就成了“政治问题”，谁也不敢说什么了。这种“理由”一摆出来，就象一块铁板，很难敲开它的。没有办法，有人把这事捅到了贺龙那里。
贺龙把烟斗在空中挥了挥说：“这算个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养呀！”
贺龙一拍板，那些人只得照办。涂广斌成了国家队队员，不久，当了教练，培养出了象穆祥雄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曹其纬，从上海人选国家女子排球队的运动员。她的祖父，就是当过袁世凯北洋政府外交部长、交通部长，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的曹汝霖。在当时，象她这样出身的人能进入国家队，已得益于贺龙的不拘一格，再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了。谁知，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贺龙。
“啊，曹其纬！”贺龙高兴地把她拉到了陈毅元帅的面前，介绍说：“陈总，你看过电影《女篮五号》吗？她就是那里面的小五号，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队员。”
陈毅哈哈大笑，说：“你可比你爷爷的名气大喽！”
说得曹其纬把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
几天以后，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交给她一封信，是贺龙亲笔写给她的。信中勉励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做贡献，不要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并嘱咐说：“你写份自传给我。”
曹其纬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