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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与世界强队相抗衡，距离还很大。1957年冬，白俄罗斯男女篮球队来北京访问，同我国篮球劲旅“八一”队和北京队进行了四场比赛，结果，输了三场。
在这次访问比赛中，贺龙每次都到场观看。看完与白俄罗斯队的最后一场比赛，马上把三个体委副主任和有关同志蔡树藩、荣高棠、黄中、李梦华、张之槐、朱德宝、王克、张子沛以及两个参赛队的领队、教练留在了体育馆里，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分析失利的原因。贺龙逐个点着名让他们发言，倾听各方面的看法，最后，贺龙说：“你们分析了很多原因，这都是球队存在的问题。但我看，关键问题是在于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为什么都是在领先情况下，败下阵来呢？你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解放思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贺龙在这里指出了中国运动员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心理因素不稳定。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在大型国际比赛中，仍然常常成为失利的原因之一。贺龙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篮球界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运动员的心理训练之重要，可是，我们的元帅给他们放到了面前。
贺龙是非常喜欢篮球的。从红军时代起，他就亲手组织了篮球队，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就是由他一手组织起来的。许多队员还是由他亲自挑选的呢！我们的元帅对篮球是有一定研究的，因此，对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问题，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例如，他指出：“对篮球要提出个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欧洲人一般比我们高大，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一定要左右两手都会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强的球队。”
他对国家女子篮球队员说：“你们用人家的办法，怎么能打败人家呢？不能学苏联，打苏联；学东欧，打东欧。要搞自己的名堂，坚决走自己的路。一定要把将要失传的老运动员的绝招很快恢复起来，而且还要提高，还要发展。”
他对国家体委有关人员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提倡来个小个打大个，发挥中国人灵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传统绝招。”
这些指示，既涉及我国篮球的发展方向问题，也有篮球的具体技术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一个博采众长，但又不照搬照抄，根据中国运动员的特点，走自己的路的方针性的问题。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和足球相比，篮球运动进步还是比较快的。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期间，贺龙邀请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篮球队来华访问。当时，保加利亚篮球队曾获奥运会第四名和欧洲冠军，是一支欧洲劲旅。中国国家篮球队经过充分准备，顽强拚搏，终以“86：77”战胜了保加利亚篮球队，轰动了北京城。女子篮球队成绩也不错。1960年在法国马赛举行的中、罗、匈、法四国女篮对抗赛中，中国女篮夺得了冠军。尽管如此，但要脐身世界强队之列，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1965年，贺龙曾对国家女子篮球队说：“老是在国内争名次有什么稀奇？要有雄心壮志。要打外国人。不要怕高鼻子。不要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要老在国内打坛坛罐罐。今年9月，在保加利亚比赛，‘八一’男队就不敢打冠军，计划保住亚军。得个冠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们的元帅，多么希望中国篮球队能走向世界，在世界篮坛占有一席之地呀！
众所周知，三大球中，女子排球是进步最快的。中国人都为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荣蝉“五连冠”而激动过、兴奋过，但是，有几人知道，中国女子排球的崛起与贺龙的关系呢？
不少人在回顾中国女排攀登世界高峰的历程时说，中国女排的成功，与日本教练、已故的大松博文先生有点关系。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事。
1956年，中国排球队第一次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排球锦标赛，女队获第六名，男队获第九名。与足球、篮球在世界性比赛中的表现相比，应当说成绩是蛮好的了，但是，与世界一流球队相比，差距甚大，尤其是同一衣带水的邻邦，被称为“东洋魔女”的日本女子排球队相比，实在是只有招架之力。
1959年冬，日本女排应邀来华访问。中国排球界人士观看了她们的训练，这才发现，她们的“秘诀”在于以大运动量训练为特征的大松博文训练方法。贺龙早就提倡过“训练的难度应当比比赛时大两倍”，因而，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交待国家体委主管这项工作的李达说：“有机会，可以邀请日本女排来华作较长时间的访问。”
1964年6月，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日本“贝冢”队应邀来华作长达二十二天的访问。
日本队来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贺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回家”队的训练。一个国家副总、理、共和国元帅，亲自观看一个外国球队的训练，而且，一看就是一个下午，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历史中，大概也很难找到的。
贺龙被大松博文的训练场面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训练中，大松给队员的扣球，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频率之高，角度之刁，都是中国排球界闻所未闻的。日本女排队员不顾伤痛，不怕艰辛，顽强扑救，毫不松懈，直到精疲力尽，倒地不起。但是，大松并不怜悯，一边大声责骂，一边将球向队员身上猛砸过去，逼着她们挣扎着起来救球。在场观看的中国教练和运动员一个个都为之动容。他们哪里见过如此大运动量、如此凶狠的训练呢？有的人甚至说：“这哪叫训练？是整人。”
贺龙看了大松博文的训练深有触动。11月24日，他让李达将在京的排球队都集合起来，去观摩大松的训练，并组织运动员进行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主要是学习大运动量训练。他又把李达、黄中、李梦华找来，对他们说：“我有个想法，如果大松博文先生同意，是否可以邀请他明年来华指导训练？请大家研究。”
讨论中，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但提出，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邀请大松博文，没有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同意，是很难办的。
贺龙说：“这事由我去办。”
他亲自向周恩来和陈毅陈述了体委的意见，并请周恩来、陈毅先去看看大松的训练。
11月25日，周恩来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大松博文的训练。周恩来看后，亦大为所动，立即接见了大松博文。他邀请大松再次来访。周恩来说：“大松先生，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泱泱大国的总理、副总理亲临观摩他的训练，在大松的经历里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他的荣誉，因此，大松慨然同意，明年再度来华访问。周恩来对此表示谢意。
回到休息室，周恩来对陪同他的黄中、李梦华和女排教练解永伍说“日本队的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多半浪费时间。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了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博文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一致的。”所谓“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训练。
这时，贺龙办完紧要的公务后匆匆赶来。他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后，说：“我们以前提的‘三不怕’，我看还要加上‘两过硬’：思想、技术过硬。日本队训练的严格精神应当接受过来。”
“贝家”队要去上海了，他们在那里打完比赛就启程回国了。贺龙决心借助大松这股冲击波，冲击一下全国的排球界和其他各项体育训练。他决定，乘“贝家”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会议，并将各省市自治区体委领导和主要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召集到上海来，一共三百二十人，一边观摩大松博文的训练，一边对照日本女排的训练方法，找差距，想办法。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李梦华在会上传达贺龙的意见，说：“大松的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的，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不能丢掉我们快攻等优良传统打法。要用民族方法加上别国的方法，以我为主，发展中国的特点。”
这次会议，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其他体育项目上都有深远的影响。
贺龙在北京，很不放心上海会议精神能否落实，他要亲自摸一摸。195o年1月ZO日，他闯进了训练馆，观看国家女排的训练。看了以后，很为不满。他批评说：“你们的训练要难度大。难度大才能比赛。日本队就是训练难度大，所以，她们愿意比赛。我看你们难度太小了。日本队摔跤能救球，你们是光摔不救球。人摔下去，为什么不能把球救起来？摔跤是为了救球。你们教练对一个人只打一下，不打两下，打得也不狠，再打到身上嘛。象打乒乓球反应就要快，象火箭。”最后，他向国家女排提出：“今年还有11个月，你们训练11个月，打败苏联队，有没有这个雄心？”
大家齐声回答：“努力争取！”
贺龙笑了。他说：“你们第一个对象打败苏联，今年打不赢，明年再打。第二个对象是打败日本队，花三年功夫打败日本。”
这位元帅的心里确实心潮澎湃。他多么希望中国的三大球走向世界，脐入世界强队之中。只有三大球达到了世界水平，中国的体育才算真正打了个“翻身仗”，然而，这又非一月之功。三大球到底能不能腾飞？何时腾飞？说实话，他这个体委主任是没有把握的，但是，他又不甘心让中国“三大球”徘徊在世界先进行列之外。这时，我们的元帅已经六十八岁，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了中国体育脐身强国行列，他怎么能不心焦？1964年春天，贺龙把荣高棠等几位国家体委的领导找到家里，研究体育工作。贺龙极其庄严地说：
“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古，已经十五年了，再搞不上去，难道要搞他个五十年？我们必须下大功夫啊！我快七十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
他停了下来，拿起那只不离身的烟斗，默默地抽了几口烟，望着在座的同志，庄重地宣布：
“‘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
这句话，震动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震动了中国体育界，也震动了中国人民。我们的元帅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对他一手开拓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殷切期望，对中国体育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