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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震动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震动了中国体育界，也震动了中国人民。我们的元帅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对他一手开拓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殷切期望，对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前列的宏伟志愿，都凝炼在这一句话里。
不幸的是，我们的元帅这番充满激情的话语，竟成了他对我国体育界的最后的遗言。他是带着一种未能实现宏愿的遗憾，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他，壮志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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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跃进遗风尚在，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这种时
候，让他去主管国防工业。他遇到的是重重困难
不知何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贺龙“官”运亨通。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副主席只有三个人，贺龙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聂荣臻。林彪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6O年1月，贺龙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让他执掌中国军事工业之牛耳，可谓大权在握。
当时，我们这位元帅对此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不过，他上任不久，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负责干部的会议上，曾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这或许是有感而发，不过，看来，我们的元帅是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接受这副担子的。这就是他的性格。
然而，那个年代却对他极为不利。
1960年，是一个天灾加人祸的时代。它给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其灾难性的后果，在1960年完全反映出来了。祸不单行，老天爷还把严重的自然灾害降到了正在受人祸之害的中国人民头上。粮、油、棉大减产，中国农村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既而，波及城镇。全国工业，由于原料极其缺乏，许多项目被迫下马。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困境。人民生活因日常必需品的普遍缺乏，水平日益下降，连毛泽东也粗茶淡饭，三月不知肉味了。
中国的国防工业，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建设的。它占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百分之二十七。不少工厂是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里建设的，当然，逃脱不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尽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已觉察到的“大跃进”中的错误，但是，由于i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不少国防工业工厂中，“大跃进”的遗风犹在，浮夸风、弄虚作假并未绝迹。
这位新上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
贺龙对此，心里是很明白的。上任的第二天，在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他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机构，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办事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国防工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和监督执行。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务院、中央军委行使行政职权。”
贺龙领导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由二位元帅、二位副总理、二位大将、四位上将、一位中将和一些国务院的部级干部组成，阵营强大。但是，贺龙在其就职演说中，却反复强调，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协商机构”，不行使行政职权。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可见贺龙的用心何其良苦。然而，这个委员会，后来几经改组，还是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一个“职能机构”，贺龙无可奈何。
不过，就这位元帅的性格而言，要管必然会认真地管，决不会只挂牌子。这种性格是崇高的，但也常常为此而付出代价。
他上任不久，196o年2月，便邀请委员会委员聂荣臻、罗瑞卿从广州出发，去西南视察国防工厂。他要作些调查研究，亲自摸一摸国防工业的实际情况。
3月17日，他们来到了成都飞机制造厂。这个厂是1958年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二个歼击机制造厂。
1958年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一反就泄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他提出：“争取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成都会议上，他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这样，一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形成。在这种追求多快好省的急进冒进的“左”倾思想影响下，这个厂竟提出了“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的口号。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歼击机工厂从基本建设到制造飞机只要三百六十五天？真有点子“天方夜谭”的味道。遗憾的是，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个年代里的现实。
贺龙对此早有所闻，虽心存疑虑，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没有开口。这次，是想来亲自看一看这个厂究竟是什么状态。眼见为实嘛！他邀请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一道到西南来，也出自这样一种考虑。他们都是有关的人呀！
这时，贺龙正患眼疾，尚需以手杖助行。他们刚一走进工厂的办公室，就看见厂党委书记夹着厚厚一叠文件迎上来。
贺龙问道：“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
“是的。”
“先不用汇报了。我们到处走走再说。”贺龙让他放下文件夹。随即抬头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屋顶，又看看墙壁、窗户。这里的墙壁还没有来得及抹灰，露着粗粗的墙缝。贺龙随手用手杖轻轻捅了捅，不料，一块墙砖竟被他捅出了墙外。墙上顿时出现了一个洞。
“嗯，怎么搞的嘛？”贺龙感到惊奇。
厂里的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又不牢，所以……”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贺龙生气地打断了工程师的话。“这么简陋的房屋，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这话分量不轻。也许凝聚着这几年来他心中的一些郁闷，借此排遣耳。
他又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指着刘亚楼说：“你是空军司令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
刘亚楼苦笑了一声，没有回答。
聂荣臻说：“别说飞机制造厂，就是玩具厂也不应该这样的吧？”
贺龙用手杖指着桌上那叠材料，对党委书记说：“你拿的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面积，速度如何？”
元帅竟然如此毫不留情。
党委书记既紧张又害怕，呐呐地说：“我们厂是大跃进中建设的。为了省钱，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还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
“我们就是来看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贺龙尖刻地打断了他的话。“是好是差，眼见为实啊！”
往常，贺龙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这次毫不客气地连续打断人家说话，看起来，心里的气真不小。
聂荣臻看到屋里空气有些紧张，就说：“贺总，去看看别的地方吧！”
他们走进了总装配车间。这个厂房，无论从设计还是施工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格的。跨度三十多米的厂房，立柱和横梁却细得可怜。一眼望去，真有点发发可危之感。
贺龙盯住了这横梁和立柱。他用手杖敲敲柱子说：“这么大跨度，柱子和横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聂荣臻打趣地说：“贺总，可别把我们几个理在里面咏！”
贺龙笑了起来，指着罗瑞卿说：“聂总，你不用怕嘛，罗长子会代我们撑一撑的。”
罗瑞卿说：“贺总，你看我同那根柱子一样细，靠不住的。”
大家一阵哄笑。笑声中却有着一种苦涩和酸楚。
总工程师说：“设计人员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但实际上必须加固。”
“你能保证不垮吗？”贺龙毫不放松，追问道。
“他是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厂党委书记给尴尬地站在那里的总工程师解围说。
“那好。”贺龙转换了话题说：“你既然管生产，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
“不能。在建厂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没有采纳。”这大概是这位总工程师建厂以来第一次在上级领导面前说了实话。能在两位元帅面前诉述自己的意见，他心里感到非常痛快。
“上级，哪个上级？”贺龙问道。
“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本建设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总工程师回答说，看来，他没有顾虑了。
“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贺龙说。
“没有。”党委书记回答说。他心里想一我们敢吗？反映了，怕早就被打成“右倾”，被拔“白旗”了。
贺龙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啊！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你们马上整理个材料，我离开成都时带走，拿着‘通天’去。”他用手杖朝天空指了指说。
“这回要说实话，不要说瞎话嫩！”聂荣臻对党委书记嘱咐说。
书记点点头。他心里很高兴，能由元帅们去“通天”，他们厂就有救了。
贺龙问道：“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在哪里？我们去看看。”
“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呢！”工程师回答。他心里的气也不少。
“吹牛皮嘛？”罗瑞卿说：“两位老总，我们走吧，没得什么可看了呀！”
贺龙脸色铁青，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拄着拐杖，走出了厂房。他心里可不是滋味。这叫什么“多快好省”？叫什么“大跃进”？还不是骗人骗自己吗？国防工业要是都是这样，那还得了啊！
这一夜，贺龙没有睡好。他叼着烟斗，坐在沙发里，深思着，一动也不动。
在北京，对于“大跃进”、“多快好省”，他也是举手赞成的。准不希望早点建成社会主义呢？谁不希望使自己的祖国快点强大呢？可是，眼前的现实，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他能不接受吗？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如果都这样，那可怎么办？从一滴水看一个大海，他已经大体推测到，国防工业总的情况是不会太好的，但他还希望能出现一些奇迹。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聂荣臻和罗瑞卿的房间，同他们约定，明天去视察成都航空发动机厂。
进了厂，他们不再进办公室，径直朝车间走去。
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对于工厂的设计和基建本来就有气，又无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