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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毛泽东十分注重近战和夜战。
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说：“军队无非学两个东西，一个会打，一个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
在这里，毛泽东对军队训练作了高度的概括。就军队的职能来说，不就是要会打吗？会打就要学会走，不会走无法去抒。即使在武装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军队训练也离不开这一打一走。毛泽东真是言简意赅。
毛泽东还说：“训练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
毛泽东提出了“从难”的要求，贺龙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
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赞扬了这次比武表演，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
．“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
毛泽东认可了这种训练和表演，贺龙心里象吃了一粒定心丸。毛泽东的首肯，说明军委全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做得是对的、正确的，得到中央肯定的。他无需担心什么了，下一步的问题是搞好普及和推广了。所以，表演一结束，17日下午，他便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议，请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传达毛泽东在这次观看表演中的指示，并请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未能到会的军委常委汇报，其中当然包括林彪。
纯朴的贺龙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成功的军事表演会引起林彪对他的忌恨，给他的政治生命抹上了一层阴影。
林彪认为，“比武”是那几位老帅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不感兴趣，也没有出席观看，但是，他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自出席，并带去了那么多领导人，对这次表演作了充分的肯定、全国的各种宣传媒体也因此而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了大型纪录片，全国发行。毛、刘、周、朱、陈、邓和各位老帅观看表演谈笑风生的镜头，令人兴奋。但这一切却没有他林彪，报纸上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林彪有些懊恼，甚至有点儿后悔。比武表演也请了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难堪吗？好象我林彪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我怎么那么蠢？要是贺龙、罗瑞卿他们把我不理睬、不支持他们搞军训的情况捅到毛泽东那里，就更麻烦了。想到这里，他将这股恼怒全部转嫁到贺龙、罗瑞卿的头上。
他对叶群说：“他们想通过大比武突出他们自己，贬低我！”
叶群当然是顺着他的思路，火上加油。
林彪开始寻找贺龙、罗瑞卿的“岔子”。他要待机而发了。
贺龙、罗瑞卿对此却一无所知，反而越干越上劲。
这次表演之后，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中南海谈了几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普及“尖子”的经验，尤其是“夜老虎连”要推广普及。1964年9月16日，贺龙让张宗逊在各军区、军兵种军训部长会议上传达说：
“我已向毛主席说了，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推广开来，普及全军。”“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雷厉风行；要象今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搞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搞出点成绩来。”
在推动普及“尖子”经验中，他着重纠正训练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偏向。8月23日，他同陈毅、罗瑞卿在工程兵技术学校观看“尖子”分队表演时；专门谈到了形式主义问题。他说：
“普及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训练是为了打仗的，不能弄虚作假。我看了一些材料说，在选拔‘尖子’比武中有一些作弊、拼凑‘尖子’，调人换枪，冒名顶替，代替操作，挡步枪准心缺口，打不好不算，等等，名堂实在多着哩。”
陈毅插话说：“打仗打不赢，可不能再来第二次！”
贺龙接着说：“打球也不行呀！全国都学解放军，解放军自己不大健康，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学？三总部要反对这个东西民带头反，部队也要反。”
24日，贺龙对杨勇、廖汉生说：“从杨村到北京进行了几次大的表演。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看了。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和鞭策。今后，应该把兵练好，从实战需要出发，都练出过硬的本领。训练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那一套。要踏踏实实培养出更多的郭兴福。”
其实，这种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等不健康现象不过刚刚露头，还没有形成气候，但贺龙他们这些军事训练的组织者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是在做防患于未然的工作。
贺龙的工作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全军“尖子”分队表演结＞后，他一直在部队检查督促，抓落实普及工作。他到昌平看工程兵表演、看“蓝军”的“尖子”；去青岛视察海军；来济南检查民兵，简直是马不停蹄。这对于一个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人来说，已非易事。
有人问他说：“贺总，你累不累？”
他笑着说：“大家劲头这么足，累也变得不累了。”
其实，他怎么能不累呢？他是个糖尿病患者呀！
然而，就他个人的处境来说，干得越起劲，倒霉便来得越快。因为一只阴谋的手已经向他伸来。
1964年12月，林彪派他的老婆叶群带了一个工作组悄悄来到广州军区某部“蹲点”。名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则搜集“大比武”的“罪证”。叶群在这个团“蹲”了一个月，先后写了四份“调查报告”，把“大比武”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缺点收集起来加以夸大。她在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了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和一、二、三（单双杠）、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她危言耸听地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接班人。”此后，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尖子”都是假的，十三陵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等。
林彪看到叶群的报告，心中大喜。他把总政治部一位领导同志找来，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时间过多了，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冲击了政治”，要打电话给总参管军训的副总长张宗逊，让他作检讨。根据林彪的指令，1965年的《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讨论稿中，给1964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罗瑞卿是个正直的人，他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对于此种行径当然是不买帐的。他召集了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讨论怎样评价1964年的军事训练。
贺龙心里明白，叶群的调查报告、给张宗逊的电话和《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讨论稿，其矛头是对着他和始作源者叶剑英以及积极的组织者罗瑞卿的，心里很气愤，但推广“郭兴福教育法”、大比武是毛泽东已经肯定了的，怕什么？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辩论一下的。他光明磊落，坦然处之，支持罗瑞卿召开这次会议，并指示，将叶群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
林彪自有其追随者。在这次会上，就有人授林彪意图发难，指责“大比武”冲击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济南军区民兵比武中的三代民兵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是欺骗了毛主席，等等。叶群的报告和这一发难，引起了与会的军区、军兵种大多数领导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以偏盖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错误的。他们起而反驳。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说：“去年，我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是我军多年来最突出的，成绩最好的一年。”他愤怒地责问说：“有人说，去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是假的。他们打靶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怎么是假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十分愤慨。他说：“你们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谁就是别有用心。”
副总长张宗逊列举了1964年军事训练的时间少于政治学习的事实，说明军事训练“冲击政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会议争论很激烈，原准备开一天的会议，结果开了四天，大家们言犹未尽。大多数人不同意林彪的看法。
罗瑞卿刚直不阿，他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真是个善于伪装、善于变化、善于搞阴谋的人。当他知道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大都反对他的说法时，竟然向罗瑞卿说：
“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是不准确的。”
这样轻轻一笔，俺盖了他的面目。
他又说：“解放军报社论是个讨论稿，可以改嘛！”
淡淡一句，事情就此了结。
罗瑞卿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北京，以为他们正确的抗争取得了胜利。
谁知，林彪玩弄的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一年以后，他又搬出了“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旧帐新算。他公开指责说：
“贺龙搞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这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
时机已到，他要把这笔帐同贺龙、罗瑞卿清算了。
善良的元帅，耿直的大将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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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罗瑞卿罢官，他感到了某种
不祥之兆1965年冬，中国大地上黑云滚动，风雨欲来。
11月间，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上海《文汇报》的一篇长文《评新编历史剧》。这是经毛泽东修改并批准发表的。它向人们发出了一种信号：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六十九岁的贺龙，刚刚从遥远的新疆代表中央出席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回到北京，他便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展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
事情是非常奇怪的。
贺龙不想过问，却偏要找到他头上来。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听了摇摇头。他说：“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吸了一口烟，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杜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