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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木板床上，叹着气对薛明说：“我是真不愿到这个鬼地方来呀！我真不明白，别人不了解我，难道总理还不了解我？”说着，他坐了起来：“洪湖的事我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看来深深地刺痛了这位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元帅。敌人的诬蔑，他不在乎；党的误解，他很难承受。他起身穿上鞋，走到院子里，望着周围象要压下来的高山，叹了口气，又走了进来，颓然坐下。他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烦躁不安，坐卧不宁。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据薛明说．这段日子里，贺龙同她的谈话，反反复复都是围绕着这次谈话的。
贺龙对她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到处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林彪他们编造的。你有证据吗？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谈起洪湖的“肃反”，他感到委屈。他说：“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同逸群曾经跟我说过，要警惕‘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得什么‘老鸡婆’？我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也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过了一些日子，贺龙的心情平静了一些。他开始用读书、看报来消磨这难熬的岁月。书，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报纸到给了两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
当时的中国，已经失控，到处都在夺权。各有背景却又观点相异的派别为夺权争斗不休，甚至动用武力。打、砸、抢。机之风蔓延全国。军队也乱了。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成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抡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略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他地不灵。”
贺龙读着报纸，心似潮涌，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建国这么多年，大运动经历了好几次，难道还有这么多反革命，还有那么多的组织和干部需要打倒和砸烂吗？”
晚上．他又拿起一张报纸，抖动着说：“洪湖大搞‘肃反’时，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陷为改组派而杀掉的，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这个时期，中国的报纸在报导重大政治活动时，都要刊登出席会议人员长长的名单，这也是一种政治晴雨表。贺龙在百无聊赖中，也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每当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干部名字时，嘴角上会挂着笑意；发现过去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便会自言自语地说：“大概又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他仰天长叹，无法释怀。
老俩口相濡以沫，在西山共度艰难。这里用水要自己从外面抬。一个下雨天，夫妇俩往屋子里抬水的时候，薛明叮嘱说：“你当心点，地下滑。”
贺龙笑着说：“不要紧，你也小心点。”
话刚说完，贺龙脚下一滑，“咕咚”一声，摔在台阶上，水泼了一身，腰也扭伤了。
贺龙疼痛难忍，顺口说：“腰扭了，能找个热水袋敷一敷多好。”
“到哪里去找热水袋呀？”薛明感到为难。想着想着，她笑了，对贺龙说：“我来给你做热敷。”
她能做热敷？用什么做？贺龙感到茫然。
只见薛明紧搓双手，把手心搞热了，然后，按在贺龙扭伤的地方。
贺龙感到了一股热流，不知是薛明的手热，还是他自己的心热。心想，真难为她了。他幽默地说：“想不到，薛明的两只手还是个小小的发电厂呢！”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子给他理发、修胡子。她哪里会理发？不过是把头发剪短一点而已；胡子嘛，到修得比较整齐。贺龙用手摸摸头发和胡子，对薛明说：
“很好。薛明还真行，同北京饭店理得也差不多，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了。”
“啊呀，你就不要穷开心了。”薛明笑了。
贺龙望着窗外高耸的青山说：“我币是穷开。O。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这是他的心声，他是不会屈服的。他要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同迫害他的人斗到底！
在西山的日子里，夫妇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但他们却在为自己的孩子而耽心。
贺龙有四个孩子：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贺龙知道，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孩子的。在西花厅住着的时候，他听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抓捕他的孩子。杨德中、杨青成送他们到西山，临走的时候，贺龙拉着杨青成的手说：
“大老粗，今后我们会见面的。有件事拜托作，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呀！”
杨青成点了点头。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孩子们怎么样了呢？有没有被抓走？到哪里去了？还活在人世吗？贺龙日夜思念，心急如焚，但却闭口不言，从不向薛明提起。薛明是很爱孩子的。贺龙怕触动做母亲的那根最脆弱的神经，增加她的痛苦。她已经被我连累了，不能再让她的心灵受伤害了。感情多么丰富细腻的元帅啊！他不只是一个能征惯战、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老帅，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其实，薛明也在天天思念他的孩子，日夜为孩子的命运煎熬着。她是个母亲啊！她内心的痛苦比贺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她也从不谈起孩子，怕的是引起贺龙的耽心。他身上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怎么能再把这份痛苦给他加上去呢？薛明曾经瞒着贺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然而，沓如黄鹤，没有答复。从此，她只好把思念的眼泪往肚子里流。
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他们，对贺龙说：“老总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贺龙终于憋不住对孩子的思念，对杨德中说：“我的孩子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这个父亲保护不了他们，总可以知道他们的下落吧？我想请总理帮助我找找孩子。”
杨德中说：“老总，我回去就向总理汇报。”
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音讯，贺龙十分担心。一天，警卫人员递给他们一封信。谁写来的信？他们到西山来是秘密的，大概除了周恩来，别人都不知道，谁能写信给我呢？贺龙疑惑着。薛明已经打开了信封。
“是幺女的信！”薛明高兴得叫了起来。
孩子来信了，这太好了，怎么能送到这边来呢？他明白了，这一定是周恩来派人找到他们的。真要感谢总理啊！
贺龙推想得没有错。
周恩来听了杨德中的汇报，马上就派人去找。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找到了躲在何香凝老人那里避难的贺龙的小女儿贺黎明。
何老的住室，是中央规定不许任何人冲击的“禁区”。贺黎明．躲在这里自然比较安全。周恩来让她给爸爸妈妈写封信。
贺龙从薛明手上接过信纸，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好几遍。
贺黎明在信上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也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后来，薛明才知道，三个孩子在走投无路之中，打电话给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廖家素来尊敬贺龙。经普椿马上找到了正在中南海避难的廖承志。
廖公一听，立即回答：“收下他们，全部收留，再难也要收留。”
这样，贺鹏飞带着妹妹晓明、黎明住进了廖家，可是，住下以后，他们才知道，廖叔叔处境亦很艰难。他们三个人住在这里，目标太大了，会给廖叔叔带来更多的麻烦。兄妹三人商定，另觅。藏身之所。
第二天一早，他们向经普椿倾吐心迹，说明去意。经普椿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鹏飞兄妹去意甚坚，最后，只得把十六岁的小妹黎明留在了廖府，兄妹两人拿着经普椿给的钱和粮票，藏躲于茫茫人海之中。后来，隐姓埋名到一只海船上做了苦工。
有一天；廖公获准悄悄回家看望何香凝老人。他把黎明拉到身边说：“好，好，你就住在这里。”
他又告诉经普椿说：“实在危急，就用妈妈这把保护伞。”
就这样，贺黎明躲在何香凝的居室里，渡过了最险恶的日日夜夜。
贺黎明这封短短的信，给两位日思夜想的父母，带来了无比欢乐。一连几天，贺龙都十分兴奋，他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一遍一遍地读着这封信，不时地念叨着：“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
一天，他突然对薛明说：“我要给幺女、小龙他们写信。”
薛明理解贺龙的心情，说：“写吧，我来写。”
“不，我写。”贺龙有生以来从未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这次却要自己动笔了。
他戴上老花镜，伏案写起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隔一段日子，就要给孩子们写一封信。他在给小龙（贺鹏飞）的信中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
其实，他写的信，只能是做父母的一种自我安慰。这封封充满父爱深情的信，孩子们是一封也收不到的。
孩子有了着落，现在只等着秋天的到来了。贺龙在盼望着秋天。
薛明这样描述说：“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了。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他能盼望到什么呢？我的老天爷。
西山的树叶一片片地枯黄了，在萧瑟的秋风里，满山飘落。周恩来没有来接他。贺龙没有失望，还在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