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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的树叶一片片地枯黄了，在萧瑟的秋风里，满山飘落。周恩来没有来接他。贺龙没有失望，还在等待着，企盼着。西山的落叶乔木露出了光秃秃的枝桠，经受着寒霜的侵袭，已经是初冬了，周恩来还没有来接他。日子一天天消失，山下的那条公路依然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影。他失望了，感到一种可怕的威胁正在向他逼来。
薛明也一样，感到了不祥之兆。她劝贺龙不委再去掀动那窗带了。周恩来不可能派人来接他回去了。
贺龙呻吟着，沉重地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也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自己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跟我谈话时的心情了。他说那些话，也是不得已啊！我们住在他的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我们的元帅此时此刻心情十分复杂。他失望、愤懑，感到自己受了某种欺骗，厄运正在逼近，但他理解周恩来，感到周恩来处境之困难和无奈。一下子，他的心情变坏了。
终于，我们的元帅病倒了。他本来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现在又感到疲乏、心慌、头昏、睡眠不好，脉膊跳动不规则。他又患了脑缺血失误症。薛明着急了，提笔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病情报告，请求给予治疗。1968年3月26日，贺龙被送进了医院。
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败坏了一些人的灵魂。人道主义——这医务工作者应有的品格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什么上面下达的“医疗为专案服务”。这位接诊医生竟说贺龙是“诈病”，在他的病历上写了“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两行大字。这是什么病案？真是天下奇谈！搜遍天下病人的病历，也不会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是医生吗？不，这是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可悲的灵魂。
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龙怎能得到良好的医冶？不得已，住了几天，他要求返回了西山。
薛明见他这么快就回来，痛苦地摇摇头。作为妻子只能强颜欢笑，安慰丈夫。
贺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你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吧！”
这是在延安时，毛泽东写给王观澜的信，是谈对待疾病的态度的。毛泽东说：“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
贺龙是从医院里抄录来的。他要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与疾病和命运作顽强抗争。
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位战士对他说，有好几位老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L贺龙点着名数给薛明听，然后，愤愤地说：“这些干部都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了？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他激动起来，用手重重地捶着床板。声音一会儿便便噎了。
薛明怕他血压升高，赶快耐心地规劝他。
在贺龙住院期间，薛明想起很长时间没有给周恩来写信汇报情况了，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汇报说，贺龙来西山后，对自己要求很严，许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是自己动手，每天坚持学习，记笔记、练字，但对许多事情又感到委屈，无法接受，要求与总理谈一谈。贺龙回来后，薛明把信拿出来请他过目。贺龙看了一遍，对薛明说：
“你写这封信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你不想想，现在是1968年春天，已经过了周总理要接我回去的1967年秋天了。这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封信你发出去，很可能弄到林彪、江青、叶群手里。他们看了之后，还会以为你去向他们求情呢？我们要向他们求情？绝对不能。我就不相信，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元帅无所畏惧，个人命运不值一论，但他却耽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这种心境，有谁会知晓？
从医院回来以后，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更重了。大概在住院期间听到了不少则、道消息”，使他不能平静。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这一代经过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缔造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啊！启己参与缔造的国家被弄得国不将国，老元帅能不痛心疾首吗？他常常对着报纸愤怒地责骂。
看到报纸上天天喊夺权。贺龙说：“他们在夺难的权7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去了。他们是什么人？”
四川省夺权，点了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几个人的名字。贺龙敲着桌子骂道：“活见鬼！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嘛！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晚上，他常常躺着躺着就坐起来，吸几口烟，对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奸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舌难啊！’
元帅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薛明看见他睡不好，吃不好，情绪波动很大，怕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心中分外焦急，总想弄出个办法来，使贺龙的情绪好一点。
一天，她对贺龙说：“我们俩个今天开下夫妻会吧！我给你唱支歌。”
薛明认真地唱起了战争年代常唱的歌。开始，贺龙坐在床上仔细地听着。这歌声，使他回到了遥远的如火如荣的年代。但是，他偶然向窗外一瞥，看见荷枪在门口走来走去的哨兵，不知怎的，刚刚好起来的心情马上被破坏了。贺龙把手一挥，说：
“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你的年纪也不小了，你这个表演，你自己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你自己也很清楚的。”
说完，他苦笑一声，颓然睡下。
室内一片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
27、中国大冤案。贺龙被“立案审查”。在“背靠背”
会诊之后，一代开国元勋，含恨离开了人间
贺龙悄然消失在西山，林彪他们却没有放弃整垮他的企图。
1967年2月14日，一个名叫晏章炎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说，1933年，贺龙曾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这是在歪曲历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1933年夏，由于蒋介石重兵“围剿”和“肃反”运动的自我摧残，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湘鄂边处境艰难。蒋介石看准时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到湘鄂边向贺龙游说。
这个熊贡卿，贺龙是认识的。1926年，湖南督军赵恒惕在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的同时，让省参议员熊贡卿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次故人来访，游说劝降，贺龙毫不留情，将其逮捕。经中共湘鄂西分局批准，1934年l月23日，由贺龙主诗，在湖南龙山县灰岩塘进行了公审，立即枪决。贺龙在公审大会上说：
“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干什么来了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好细。我们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碌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1934年3月17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这个晏章炎密报的就是这一件事。
晏章炎又是何许人？他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的一个教员。他的老子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去湘鄂边，具体事宜皆由其父一手承办。熊贡卿被杀，其父亦受责备。晏章炎利欲熏心，看到林彪他们要打倒贺龙，便想借此附势，有所获益，于是，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一丁半点之事，编造了贺龙“乞降”的谣言，密报“中央文革”。
林彪看见此信，真是如获至宝。他马上批转给了江青、康生请人，并派出心腹人员佯作“调查”。其实，这件事无须调查，因为，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央档案馆里，拿出来一看便知。但是，他们却置历史档案于不顾，既不取物证，也不找人证，便将此事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并于7月12日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林彪此时心喜若狂。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参加所谓中央日常工作会议的，就是“中央文革”那帮人。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都在座。他们积极支持叶群的提议。到了9月13日，一个被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买其人头的元帅贺龙，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立案审查”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个专案组由康生、叶群亲自掌握。11月8日，康生、叶群主持讨论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康生对专案组的人说：“不要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要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请看，专案审查竟可以不要客观事实，而要服从于他们整垮别人的那种“倾向性”。在六七十年代，被扭曲了的中国，多的是这样的所谓“专案组’：、他们根据操纵者的意志，收集“材料”，网罗“证据”，合我者用，异我者弃，成为那个时代毛骨悚然的莫须有罪名的制造者。
贺龙的专案组就是这样。他们不去查阅档案，却忙着从国民党的报刊上复印敌人诬蔑贺龙的消息和报导；他们不去作公正认真的调查，却派人会同各单位的“造反派”，将贺龙的亲友、部属乃至其子女非法关押起来，严刑逼供，强令他们按专案组的意愿提供“罪证”。这样，不知有多少贺龙的亲友、红二方面军和一二０师的老同志，在西南军区工作过的人，上至大将、上将、中将，下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关押刑讯，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成为当代中国一桩令人胆战心凉的大冤案。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落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说得多么清楚。这个报告给诬陷贺龙“叛变投敌”之说是无情的否决。但是，专案组要按林彪、康生、江青的意图颠倒是非，竟不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把它隐匿起来，写了一份诬陷贺龙“投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