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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薛明因为眼睛近视，被允许去医院配眼镜。等她从医院回来，十分惊奇地发现，屋里的地已经打扫过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窗口的竹科上，还晚看一件洗好了的衬衣。这是贺龙在告诉她，万一出现意外，把他们分开，他是可以独立生活的。
薛明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贺龙又让薛明为他弄一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日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备用。薛明心想，我上哪里去给你弄这些东西呢？但她还是难过地点了点头。
贺龙元帅作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在屋里走得好好的便会摔倒。请看那时“看守日志”上的几则记载：
“5月2日4时20分，哨兵发现贺龙躺在屋门前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拖鞋一只在台阶下二十厘米处，一只在近墙根处，人距离鞋一尺左右。十一时，贺龙又从坐椅上摔在地板上。”
“5月10日零时45分，贺龙尿时摔倒，躺在地板上，头枕在沙发上。”
从记载上看，5月上旬，他连续摔倒了七次。这样的连续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坏的征兆，可是，那个“医生”却视而不见。每次摔倒以后，他只是察看一下手、臂、头部等处，是否摔伤，不作其他任何检查。薛明多次要求他给贺龙检查血糖和尿糖，他却始终不予理睬。开始，他还把贺龙摔倒作为一个情况向他的上级报告，后来，便不当回事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也没有放过他，不断送信来让他写材料。据《看守日志》记载，贺龙连续摔倒后，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纲”；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此时的贺龙，薛明已不敢让他轻易在地下走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怎么给他们写材料？可是，他们根据康生“指示”，“要找漏洞”，那管你的病情？薛明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有一次，贺龙起来解小便，又摔倒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洪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滚，洪湖岸边，是啊么是家乡……”声音不大、唱得也不太难确，但它却震憾了贺龙的心。洪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有着特殊意义。在那里，他和国民党军队作过殊死的斗争；在那里，他和善良而穷困的人民同生死共甘苦；在那里，他和两次“左”倾路线作过艰难的斗争；在那里，埋葬着他的多少战友；在那里，他有欢乐，有痛苦，是他终生忘怀不了的地方。这只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被“革”掉了，禁止唱了，说是在为贺龙树碑立传。当初，他听到这种说法，曾轻蔑地嗤之以鼻。现在，在这种时候，能听到这只歌，真使他心似潮涌，百感交集。
他喊道：“薛明，是谁在唱歌呀？”
薛明掀开窗帘看了看，外面正下着雨，一个哨兵站在窗下避雨，嘴里哼着歌。便回答说：“一个哨兵。”
“你问问他是哪里人。”
薛明又掀开窗帘小声问站在窗外的战士说：“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湖北，……阳。”声音很小，又夹着雨声，薛明没能听清。
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管。”
薛明走过来，深情地望着他。她知道丈夫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就说：“好地方啊！”
“是啊！”贺龙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谈起了他难以忘怀的洪湖，最后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他。”
6月8日，听完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贺龙吐了，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薛明不懂医学，但她长期照顾丈夫，对他身患的糖尿病是知道一些的。她曾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也听保健医生详细讲述过注意事项，因此，她已感到可能出现了保健医生说过的，糖尿病的严重症状——酸中毒。她非常着急，跑去找那个“医生”，但是，此人外出了。中午十二时，“医生”回来，薛明马上跑去向他讲述了贺龙的病情。下午三时，这位“医生”才珊珊来迟。正好，贺龙又吐了。吐的都是胃液和黄绿色的胆汁。二小时后，血压下降，上腹剧烈疼痛。“医生”这才决定向他的上级报告。这个上级，不是医务部门，而是专案组。四个小时以后，专案组才派来两名医生。
这时，距贺龙早晨呕吐发病，已过了十三个小时了！这不足无视人的生命吗？
更令人生疑的是，派来的两名医生听了薛明的诉说，不作必须做的血糖、尿糖检查，反而极不正常地将贺龙的尿样派人送往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他们想干什么？原来，专案组在怀疑贺龙是“服毒自杀”。这种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的反科学的判断。毫无疑问会被科学所粉碎。他们这才确认贺龙是糖尿病酸中毒。。
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挂起了两个瓶子，给贺龙大量输入高渗葡萄糖。
内科学上说：糖尿病“基本病理生理为绝对或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引起的醣、脂肪及蛋白质等代谢紊乱。”对于糖尿病酸中毒的治疗，内科学上明确指出：“在治疗开始初数小时内应给予足量短效胰岛素，以便迅速控制高血醣和血酮。”
然而，这两个医生却使用了相反的措施，这到底为什么？在一旁的薛明极为愤怒，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杀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贺龙的病情在输入葡萄糖后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急剧恶化了。这两个人害怕了，怕贺龙死在他们手中，承担责任，不得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此时，已经是9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钟了。
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看见两个医生出去了，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含着泪安慰他说：“他们不敢，你放心。”
贺龙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会儿，两个医生和警卫连长来了。他们宣布：立即送贺龙去三０一医院。
贺龙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医生正色道：“你必须去。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元帅。他仰起睑，望着薛明，问道：“我去住院，你呢？”
我们的元帅怎能离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伴侣呢？他离不开她呀！
薛明大声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她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周围几个人。谁知，她看到的是一张张木然的脸、冷酷的脸。他们不肯同意一个病危者的亲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的人性哪里去了？
薛明失望了。她含着泪对丈夫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她忘情地拉着贺龙已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也紧紧拉着她的手。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此时此刻有多少诗要说啊！薛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握手，竟成了她与贺龙的最后诙别！
贺龙被送进了三０一医院。原三０一医院院长斯莱在1974年9月23目承认，早在贺龙入院之前，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邱会作曾对他指示说：“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不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所以，他并没有事先把贺龙的病情通知病房，病房也没有针对糖尿病酸中毒做好抢救工作，当然也不会通知有经验的专家来作紧急处理，因此，当贺龙被抬来以后，病房只得匆匆忙忙临时组织抢救。
8点55分，送到病房，10点25分才开始抢救，贻误了一小时三十分。到10点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了70/40，生命垂危。主治医生着急了。他向院方提出，必须组织有经验的专家来会诊和抢救。院方同意会诊，但却不让专家们直接接触病人，使他们知道患者是贺龙，要“背靠背”会诊，让他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X光片讨论”。
看病而不准接触病人，这真是千古奇谈，这种古今医疗史上的“独创”，是中国医疗史上的耻辱！
而且，不知为什么，到了13时3O分，也就是说，拖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对贺龙进行“背靠背”的会诊。参加会诊的只有心肾科、放射科、呼吸科的专家，却没有代谢科的内外专家。要知道，糖尿病酸中毒属于新陈代谢的疾病，他们这是干什么？
“背靠背”的会诊之后一个半小时，我们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此时，时钟正指在15时零4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三０一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在这个过程中，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
薛明在西山等待着贺龙的归来。
她是那么焦虑，那么痛苦，整日站在房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条无人的小路，翘首盼望着她那不幸丈夫的归来。然而，来的却是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此人告诉他，上级让她去“核实材料”。薛明纳闷了，到哪里去核实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带着满肚疑惑、无可奈何地跟着那个一言不发的参谋来到了医院。
贺龙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陆续得到了同样的通知。这些孩子如堕五里雾中，有什么材料要他们去核实？一路上，他们一个个满腹疑狐不解。
到了医院，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他们到了第十四病室。他们看到了贺龙的遗体、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着去世前的愤怨，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不敢大声哭喊，以抒发内心的悲哀和愤懑。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妻子、儿女只能在受伤的心灵里流淌着无尽的泪水。这不是泪水，这是血啊！
薛明在《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贡迎面
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
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
了？明明六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
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
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
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
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
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