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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
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
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
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
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
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
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
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
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
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
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我还在想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
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
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
只有一条床单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
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
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
敌人？眼角里眼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
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
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
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
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穿上。我多想
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后上的胡敦，把那
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
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直到1978年，薛明将自己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送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她才知道，能见到贺龙的遗体还多亏了周恩来。那天，在李井泉家里，邓颖超拿着这份材料，对薛明、贺鹏飞和在座的李井泉、谭震林、叶飞说：“如果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周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０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和遗体告别以后，他们又分别被送走了。遗体问时火化，火化后放在何处，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无权过问，一切都要由“专案组”来处理。直到贺龙平反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贺龙的骨灰放在何处，怎么找也找不到，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堂堂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死了之后，竟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权写在骨灰盒上，公理何在？难道这不是一桩千古奇冤吗？
………………………………………………
28、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周恩来抱病出席骨灰安放
仪式，泪如雨下：“我没有保护好他啊！”
贺龙去世以后，薛明在西山孤灯相对，形影孓立，痛不欲生。
一天，突然来了一些人，把她押送上了火车。她知道，贺龙死了，该向她下手了。可是，要送她到哪里去呢？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了贵州贵阳机场附近一个小山沟里，一个班的空军士兵，把她作为重要犯人监禁起来。她不明白，怎么看押的战士换了空军了？是谁在对我下毒手？
是谁？是叶群。
贺龙去世以后，她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贺龙死了，还有薛明。她也不是好人，你们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吴法宪唯命是从，向叶群表示，此事由他亲自去办。
叶群交待说：“一不能让她死了，二不能让她逃掉，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他们害怕真理，害怕人民知道元帅之死的真相。
于是，薛明被转移到了吴法宪手上，送到了这个叫做磊庄的小村子里。在这里，对她看得很紧，无论是劳动、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人轮流看守。他们要薛明下田劳动，却不安排在附近的农村，而是让她到较远的菜田里去干活，每天薛明要来回步行二十多里。这不是在故意折磨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吗？
1971年5月17日，也就是贺龙逝世两年以后，专案组写出了一份《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提出：“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然而，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斗争加剧，中共中央没有讨论这个报告，被搁置了起来。
1971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薛明感到一阵喜悦。林彪死了，叶群死了，她的命运也许会出现转机。哪知，事与愿违，一切依旧。他们常常借口“紧急战备”，等薛明睡到半夜，把她叫醒，让她打上背包，在狭小的房间里跑步，直跑得薛明气喘嘘嘘，步履踉跄，但是，薛明记得贺龙的话：“好好活下去”。她带着贺龙同志自己卷制的、没有来得及抽掉的纸烟，带着立女那封给他们夫妇带来温暖的信，顽强地忍受着。
1971年9月，林彪摔死之后，周恩来便四处查询薛明的下落，终于，他知道了薛明现在贵州。他马上派齐英武、徐心坦两位同志飞往贵州，接薛明回北京。当他们来到磊在，找到薛明的时候，见到的是一个满头白发、身体虚弱，连路都走不太动的老太太。本来，他们已经联系好，请薛明乘飞机回京，因为，周恩来正心焦地等待着她的归来。可是，这样虚弱的身体，怎么能坐飞机呢？不得已，只好在火车上晃荡几天了。
薛明多高兴啊！她终于能重见天回了。
回到北京，周恩来便把她安排在西城二里沟新疆办事处住了下来，并委托国务院科教组照管她。特别使她高兴的是，失散了五年，音讯不通的孩子又被送到了她的身边。薛明泪水满眶。孩子们一个个小小年纪竟受了那么多罪，做母亲的能不痛心吗？此番劫后余生，她恍若梦中，亦真亦幻，高兴之中，又想起了贺龙。老天爷太不公道了，为什么不让他看到林彪集团覆灭呢！
然而，阴云还没有离她而去。
没过几天，身居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迟群，突然来到了新疆办事处。“她找薛明谈话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
要追查她和叶群的关系，真是天大的玩笑。迟群是江青的人。薛明知道，自己又落入了这位“女皇”的监视之中了。不久，迟群派来了两名女护士。迟群说：“薛明，你身体不好，让她们两个来照顾你。”但是，经历了那么多危难的薛明，怎么能轻易地相信呢！
果不然，其中有一个女护士，她叫张法妮，是位好姑娘。在没有人的时候，她告诉薛明说：“给我们的任务实际上是监视你，叫我们和迟群配合好，让你交待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薛明感激她的正直，同她紧紧握了握手。
毛泽东作为领袖犯过错误，但是，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在清理林彪集团罪行材料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了解到贺龙问题的真相，对自己有所反思。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他的人，贺龙把他杀了。”
他作自我批评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然而，这个自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却对“最高指示”密而不宣，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更谈不上着手为贺龙平反了。
12月21日，在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职务时，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时候，说：
“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毛泽东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到了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又催问了这件事。他在一次谈话中问道：
“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频频过问之下，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一份中共中央25号文件《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份通知，在概略叙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的情况后，说：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但是，这个“通知”是留有尾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可举两点为证：
一、通知特地写个“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这实际上是说，对贺龙的非法审查和拘禁是合法的。
二、通知说，贺龙是“病故”。这是将残酷迫害而死的事实真相隐瞒了起来。
1975年，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病中的周恩来闻讯特地赶来，泪如雨下。许多人在休息室外面，清楚地听到了周恩来和薛明的哭声。
薛明这样叙述说：“事先，我不知道总理会亲自来参加。突然，休息室门外，传来了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叫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连忙迎上去，扑在总理的怀里。总理抚着我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说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那被疾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感动得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时，晓明走进来，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周恩来在哀乐声中，来到贺龙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他的内心此时此地怎么样，笔者无从得知，但从他对薛明说：“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