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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接受林修梅委任，担任了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随林修梅通电援粤讨桂。此举，令谭延kei大为恼火，急令大批湘军出兵阻拦。双方交战数月，湘西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修梅被迫离湘，贺龙率部将其一直护送到湖北长江边上，挥泪而别。林修梅回广州后，曾任军政府顾问、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后来，在广州病故。贺龙对此十分惋惜。他说：“林修梅是个了不起的军人，牙齿一痛，一下子死了，太可惜了。”
这时，陈渠珍取代田应诏成了湘西镇守使，正以武力统一湘西，要当“湘西王”。贺龙拥兵桑植，又是拥护广州政府的力量，要统一湘西，必先解决贺龙。陈渠珍是先兵后礼。先派其右翼司令张云龙，率其精锐之旅伏击贺龙，被贺龙击败；再委派其亲信肖某出任桑植县县长，对贺龙进行游说，促其归附，收在左右。
林修梅走了以后，贺龙的部队又一次无所归属。历年征战，枪支弹药已感不足，部队薪响长年在桑植征收，乡里不堪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坚持与兵力雄厚的陈渠珍对抗，后果很难设想。贺龙只得违心妥协，同意陈渠珍之请，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依附陈渠珍麾下。
1921年冬，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成北伐大本营，准备北伐。次年春，孙中山将其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宣布国民革命进入讨贼时期。他派大本营参议、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回四川，联络四川方面倾向广州军政府的力量，策划四川讨贼事宜。
石青阳经长沙过湘西，会见了他的旧部属陈渠珍，借兵援川。对老上级石青阳的要求，陈渠珍不便推脱。陈渠珍老谋深算，知道贺龙是拥护孙中山的，深得湘西人敬重，常担心其久居湘西，可能威胁他当湘西王的企图，一直图谋除之。石青阳借兵，他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做个顺水人情，把贺龙遣出湘西。
贺龙一向跟随孙中山。石青阳是奉北伐大本营孙中山之命入川组织革命力量的，跟他入川，能为北伐讨贼出力，这是欲谋而不得的，何况，也是摆脱陈渠珍的好机会，因此，他欣然从命，随石青阳入川了。
石青阳入川后，立即会见了熊克武等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将领，商讨四川讨贼大计，并就任川东边防军总司令。不久，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军，由但越辛、吕超、石青阳分任三个军的军长，起兵讨伐由直系军阀支持的刘湘、杨森等川军。四川南北战争战火连天。
在一年多四川讨贼作战中，贺龙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功勋卓著；所率部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是一个甚得民众称道的勇将。他先后担任了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但是，对于四I；D的南北战争，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同刘达伍谈起重庆浮图关战斗时，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困难呀！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收拾？”
看来，他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对这场战斗的前途充满忧虑。
不管他对这场战争的前途有什么想法，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却是寸步不让的。
1926年6月，贺龙率部与第H军汤子模师协同，攻占了川东重镇涪陵，切断了长江交通线，阻止在万县的援川北洋军西上。8月，吴佩孚派日清公司客轮宜阳龙、云阳九装运大批军火运往重庆，支援杨森、邓锡候，并派其军械处长张运矾押送。
这两艘船都是日本人的。日本船主命令两轮挂起了日本国旗，从武汉起程，沿长江上驶重庆。吴佩孚认为，日本人一出动，日本旗子一挂，在长江上便无人敢管，援川弹药就万无一失了。
他想错了，中国敢管的人是有的。
这件事被贺龙派往武汉的人侦察到了，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感到此事非同一般，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扬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他们都认为，要是把船放到了重庆，卸下军火，充实了敌军，对讨贼军极为不利。怎么办？大家议论说，应该不准他们通过，迫其返回武汉。如果将船扣留，就会惹出大麻烦。
贺龙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嘛，扣船！没收全部枪械、弹药。这玩艺我们也缺呀！扣了它，我们多了一批枪支弹药，敌人少了一批枪支弹药，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一定要打胜。更重要的，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贺龙的主张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可是，船怎么扣法呢？
贺龙说，日本商人一向见钱眼开，贪图小利。我们可以派人装成老百姓，要求搭船去重庆。日本人为了赚钱，准会允许。一上船，就由不得他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既可以不在长江上公开动武，又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留“宜阳丸”，周西成负责扣下“云阳九”。
第二天拂晓，两艘日轮驶近涪陵城西无把坛都堂嘴码头，看见码头上有不少人挥手叫喊，要求搭船。日本船主观望了一阵，觉得没有异状，下令停船，但不靠码头，让搭乘人坐小船过来。
贺龙身着长袍马褂，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小船而来。化了装的卫土紧跟左右。七、八条小船载着百十来人登上了轮船。贺龙一挥手仗，一部分官兵迅速散开，控制了驾驶台、机器舱、船长室、货舱等重要场所。贺龙下令：“检查！”另一部分官兵立即散开，开始检查。
日本船主自从在长江行船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他们日本轮船的人。他那帝国主义的老大心灵受到了损害，拔出手枪，开了火。贺龙的卫兵抢先一步，击毙了船主。
贺龙下令说：“船上所有人员、物资全部扣留！让轮船靠岸。”
结果，缴获子弹82万2千发，炮弹3百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遗憾的是，周西成胆小怕事，怕得罪外国人，只派了一名副官登船，又因为计划不周密，使装满3千支步枪的“云阳轮”逃回了万县，连副官也让人家带走了。
贺龙和汤子模立即向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信上说：“根据中国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它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须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没收两船，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做效尤。”他们强烈要求日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犯罪主体，依法没收；在逃之“云阳九”必须交出，并应向本军正式道歉。
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云南、四川的军阀们左一个电报，右一封函件发到能克武手里，要求熊克武放船放人。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资市根、驻重庆副领事康吉友专程前来涪陵，面见贺龙。
盛气凌人的日本领事质问贺龙，说：“你们这一无理行动，使宜阳九船主、领江和买办失踪，听说，已经被杀，应有谁来负责？你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他们两个人。先生，你太不懂法律了，即使他们有罪，也应由日方处理，你不懂吗？先生。”
贺龙用眼膘了他一下，反驳说：“日方船主、领江有否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因为是他们拒绝检查，并开枪打人。我军从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官兵也有伤亡，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的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的轮船嘛，我们已有抗议信给日清公司，讲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了战争状态时期我方公布的戒严法，必须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领事说：“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予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极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不予理会，板着脸说：“我只管戒严权。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谁，砍头！”
日本人碰了钉子，把北京政府、各方军阀清出来向贺龙求情。可是，贺龙铁面无私，一概置之不理。他告诉那些“大脑壳”，无论你们谁来，只有日方赔礼道歉，赔偿我军损失一百万元，才能释放被扣押的两个日本人。
这一下，使所有的“大脑壳”束手无策了。
一年以后，贺龙升任建国川军师长，率部回到湖南。走投无路的日清公司只好通过常德商会与贺龙会商，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以后，贺龙才将这两个日本人释放。
这件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可是，也深深刺痛了贺龙的心。他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两个日本浪人一道捉起来的，还有吴佩孚的一个军械处长，叫张介一（即张运孤——笔者注）。你看呀，那两个日本浪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械处长连信都没有一封。”
“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张介一还算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灰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缠。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1923年冬，刘湘、杨森再占重庆。成都讨贼军内部分化。熊克武去职。四川讨贼之战失败。贺龙移兵贵州省铜仁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完成北伐大业，统一全中国，发表了《北伐宣言》，申明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他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并委任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然克武受命后，与湖南省长赵恒惕商定，“借道湘省北伐”。他委任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率部为前锋，离黔入湘。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参加国民会议，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行前，再委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辖建国川军第一、第二两军，与建国滇军及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部分湘军彼此呼应，待机北伐。
据此，熊克武决定，贺龙率部进驻津市、澧州；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
西南地区的军队驻在湖南境内，使湖南当局忧心忡仲。湖南督军赵恒惕有碍于广州政府北伐大业，表面敷衍，实则大加防范。湖南各处地方势力则极力抵制，甚至刀兵相见。贺龙率部进入津、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