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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谈话整理而成的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全 党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这篇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 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阐述，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邓小 平的重要谈话有如黄钟大吕，迅速传遍全国，响彻神州大地。蕴藏在我国社 会内部的巨大潜力，火山般地迸发出来了。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意气风发，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的国家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一日千里。在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 十四大精神鼓舞下，这几年江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992年和 1993年， 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4。3％和17。4％，1994年上半年又比去 年同期增长18％。 江西，在邓小平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历史将会永远铭记着发生在江西的这一系列令人感悟、促人坚定、催人奋起 的史实。当代中国江西的历史还将永远铭记着这一天：邓小平在视察深圳、 珠海以后北去上海的途中，于1992年1月30日特地在鹰潭火车站短暂停留， 对江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发展得更快一点” ——这铿锵有力的 “四个一点”，凝聚了邓小平对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 人民的殷切期望，鼓舞着江西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去争取更大光荣，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 1973 铁骥 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 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 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 “党内第 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 份是 “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 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 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 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 任务和斗争。”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 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 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 什么呢？……” 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许多 新闻媒介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 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 “热点”。 （一）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来说，对宴会上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3月10日，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 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 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 同志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 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 “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 “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 是 “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泽东似 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他要讲的话早在半年多以前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 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 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 古 （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 投降过敌人”；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 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当然，在毛泽东这些决定性的批语之前，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 是严重的”一句。这似乎便是毛作批示达七十月之久，邓才姗姗 “始出”的 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 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3月10日中这样一大段话：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
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 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 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 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 “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 力邓小平的所谓 “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 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 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 《决定》，在“文 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 实本身，就是对 “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作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 “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 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 “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 “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 周恩来。 （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 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 “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 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1965年，在 “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 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凡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 “接班人”时，曾毫不迟 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 “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 总在众人 （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 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 “邓、毛、谢、古”事件 才真正认识、了解的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十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 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 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 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 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 （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 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 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 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 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 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 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
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 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 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 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 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 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下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 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 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 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 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 （少将）的住宅 （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 平 “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 “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 的 “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 动、半读书的 “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 “下放” 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 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