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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小 平在江西的日子-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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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的1970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 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批判了原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 “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 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 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 ——这位二十三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 “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 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 (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 西 “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 个 ‘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 来竟直呼还戴着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 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三) 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 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 “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 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 “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以 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具拖拉机修 配厂内, “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 一起听中共中央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 
  

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五十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 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 “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 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 “创伤” 做某些 “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 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 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 “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 条件。 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 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 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 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 “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 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 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 “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 “定性”,正是他期待已 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 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 “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 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 “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 “评价”传 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 “捅”出 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 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 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 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 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 “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 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 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 ‘团 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正如得过伤寒病 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 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根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 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 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 
  

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 “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 转。                                    (四) 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 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 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 “文化大革命” 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 “文革”一开始便 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 “精神食粮” 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 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 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 估计” (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 彻执行”; “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副校长) 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 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 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 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 与 “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      社论稿中 “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 正主义的回潮”。 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 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 “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 主义?” “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 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 大革命”,而是否定 “文化大革命”。 2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 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 “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 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有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 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 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  “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 
  

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 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 “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 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 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 了党内对于 “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 高指示” (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拟乎这件事情就 这样过去了。                                     (五)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 “搁置”了四个月之后, 1972年 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 (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 是林彪故意适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俚还是好同志,应该让 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 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 次。      周      恩 来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  “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 要代表人物是 “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 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 “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回题;而周恩来信 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十月前他对邓小平 来信作的长近二百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 “考虑”邓小平 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思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 “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 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 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 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 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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